今年經濟成長率確定保2不成，明年也無法保3，然百物齊漲加上食安造成人心不安，民意怨氣沖天可想而知，部分立委因而要求刪減閣員、尤其是財經相關部會首長的年終獎金。這或可一時大快人心，讓立委攻占不少媒體版面，頗有快意江湖之色；但這種羞辱的方式，刪減的不只是相關部會首長的收入，也同時打擊了部會首長乃至於其所領導團隊的士氣與尊嚴，甚至傷害了內閣部會的公平性。試問，經濟表現不如人意，需要負責的只是財經部會首長嗎？
削減官員薪資的目的絕非「梟首示眾」，應有兩個深刻的意涵，一是在整體大環境不佳的情況下，人民的收入沒有成長，官員們苦民所苦，願意減收俸祿，畢竟「爾俸爾祿乃民脂民膏」，當人民的薪資收入普遍因經濟成長未如預期而無法增加、甚至減少時，官員薪資的供給也會減少，減薪或至少減年終獎金，本是理所當然。
其次，藉減薪讓為政者知道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或者即使「自認」已經很努力了，但成績就是不理想，因此以減薪表達自我惕勵與懺悔之意。
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，重要的是應該由行政體系自發性提出，關鍵在政府官員主動且甘心願意。2012年5月大阪市長橋下徹在競選時提出，公務員的薪資來自人民的納稅錢，公務員的薪資水平如果比企業高，是毫無道理的事，如果當選市長，會讓市府職員的工資比照一般企業員工。橋下徹上任後，本人先行減薪1/3，大阪市政府與市勞動組合工會交涉後也分階段進行削減計畫。
311大地震後，為尋找重建工程所需財源，日本政府在2012年2月提出國家公務員減薪法案，從2012年4月到2014年3月，對所有國家公務員平均減薪7.8％。
2008年景氣低迷衝擊全球，新加坡政府決定總理、部長及高階公務員在隔年將減薪11％至19％，以共體時艱；當時台灣也有民意代表要求政務官向新加坡學習，帶頭減薪，但有閣員認為台星兩地政務官的給薪制度不同，難以比照辦理。新加坡是依民間企業的CEO（執行長）給薪，而台灣官員的薪水低太多了，意思是削減的空間十分有限。
此言不能說無理，但是別忘了，各國平均國民所得不同，政府官員的薪資究竟是高還是低，不只是要有國與國之間的橫向比較，更應該要有該國內的縱向比較，也就是說，其總收入（含各項津貼）與一般任職於民間企業者相較如何。其次，若是政務官或者高階公務人員的薪資比照民間企業，那麼其薪資報酬是必須與經營績效（KPI，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，關鍵業績指標）連動的，也就是說，當KPI高的時候可以加薪，一旦KPI滑落收入自然就減少了。同理，立法委員也要看立法績效，縱向與一般任職於民間企業者比照敘薪也。
近日坊間有人倡議閣員薪水應該隨著「痛苦指數」（失業率加物價上漲率）浮動調整，此說雖帶有情緒，但也並非全無道理。根據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，台灣最新的痛苦指數較之鄰國南韓與新加坡都來得高；至於平均薪資水準那就更不用講了，16年薪水沒漲的台灣是比都沒得比的。
因為經濟成長不如預期，立委決定刪減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的年終獎金一半，另一半則凍結「留校察看」，依未來台灣經濟表現再決定是否「解凍」。
經建會負責整體經濟規畫，經濟表現差，主委自是責無旁貸，但是民代這種個別式的選擇刪減，終非良策；況且說到負責，做為國家領導人的總統與國家CEO的閣揆豈不是更應該要負責嗎？
年終將屆，但企業員工一年一度最期待的年終獎金卻不如人意，據人力銀行的調查，將創下4年最低，人民心情之悶可想而知，此情此景，政府高官必然看在眼理，有何感想又有何作為呢？
回頭再來看只知檢討別人的立法諸公，攤開其立法績效與成本，是不是更該自我減俸。今天不少法案不是躺在立院就是民粹修法，立法的質與量對納稅人交代得過去嗎？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